中国社会史研究自80年代以来颇为史学界所瞩目，一度成为史学界用力最多的领域。湖北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上、下卷）一书被史学界推为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是中国社会史研究者从具体的研究实践走向一般的理论概括的一个界标，它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本版特发几篇文章，以飨读者。
2001年3月27日的北京，春暖乍寒，《中国社会史论》出版座谈会在《光明日报》社举行。73岁的龚书铎先生为怕堵车，一早就赶来，竟提前半个小时到会。陈祖武先生、苏双碧先生虽然早上另有活动，但也赶来发言。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冯尔康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社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泽华教授，则专程从天津前来参加座谈会。当陈祖武先生热情洋溢地说：今天的北京虽然春寒逼人，但《中国社会史论》给我们带来了春风。我们心中无限感慨。
从1997年开始构思《中国社会史论》到该书正式出版，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三年半的心血换来这部书的成功，我们感到由衷欣慰。
中国历史学近20年来最富于革命性的内容之一，无疑是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眼光、新的史学范式，在它的引导下，人们开始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中来观看历史、理解历史。尽管20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社会史学者立足于历史的基础，努力创建社会史的学科体系，探索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并从不同层面对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正是在这20年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格局焕然一新，并为下一世纪社会史研究的新的进展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6年英国社会史学会会长阿萨．勃里格斯在谈到英国的社会史研究时曾说：“对社会史作初步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这个任务可能很艰巨。”在中国，这一时机也已同样成熟，虽然时间要晚近二十年。
于是，我们开始着手构思和编纂这部书。首先，我们力图构造一个能够涵盖社会史基本研究领域和主要视点的架构，为此我们将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包括社会史的概念、学科体系、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研究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近年来社会史理论学界讨论的焦点，也是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基础；第二编：中国社会史的基本问题，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人口与社会、宗族与家庭、传统生活方式、传统处世之道、中国乡村社会控制、中国传统社会群体、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抓住中国社会的脉搏，解释中国社会的底蕴及其运行机制；第三编：中国社会史的阶段性问题研究，社会是流动的，每一时期都有它的历史制高点与鲜明特点，如周代血缘关系规范、魏晋世家大族、唐代开放婚姻、唐宋之际社会结构的演变、明清市镇、晚清绅商与商会、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边缘化、近代帮会等等，我们意图通过对这些专题的设置，既从宏观上展示中国社会跌宕起伏的历史运动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又避免通史式的所有问题一叙到底。第四编：区域社会史的个案研究，整体社会是多地域社会相互联系的结合体，区域社会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可以通过历史的多样性，“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我们非常庆幸的是，我们设计的这一结构在《光明日报》举行的座谈会上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在总体构架确定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作者。正如英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勃里格斯所指出：对社会史进行总结的任务是很难由一两位历史学家单枪匹马所能完成的。只有集合社会史学界最精粹的力量，在新的学术理念和上述结构中，集中展现这些学者研究社会史的最杰出成果和前沿性思考，才能真正表现中国社会史学界已达到的水平，完成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总结。为此，我们根据全书结构的要求，根据学者的研究专长，向国内社会史学界的一批学者发出了邀约专稿的信函，这些学者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真正专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队伍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国际和国内已拥有广泛影响，而另一部分青年学者则注定料要在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扮演主要角色。令人感动的是，绝大部分学者都回信支持我们的编纂思想，并慷慨允诺赐稿《中国社会史论》，在英国的葛剑雄、陈春生，在新加坡的陈宝良，从异国寄来了他们的稿件。正如苏双碧先生在《光明日报》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史论》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它集中了中国许多有造诣的社会史研究者，这些作者把多年从事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和精华反映到这部著作中来，每章每节都有新见解，都有较高水平，这就从总体上构造了这部书的优质基础”，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史学界的最高水平。作为《中国社会史论》的主编，我们是深为感谢我们的作者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会有《中国社会史论》，而他们的支持，又生动的表现出中国社会史学界团结和谐、以学术为重的氛围，体现出一种宏博的气度与客观实力，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幸事。
在《中国社会史论》的编纂过程中，我们还力图体现尊重学术个性，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原则。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有许多问题是颇有争论的，例如，什么是社会史，答案就有多种，而每一种答案都包含着深刻的学理。我们在编纂《中国社会史论》时无意做一个裁判家，而是在逻辑结构中把这些歧见保留下来，从而给读者一个思考的空间，一种理论的选择。在新世纪的早春，《中国社会史论》终于出版，刘志琴先生热情洋溢的称这部书是一部既往开来的跨世纪的著作，苏双碧先生称：“本书不仅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总结，而且将会把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带入一个新的深入的阶段”。而这正是我们编纂这部书的初衷。
